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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中国设计60年</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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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1949-2009 首次展示现在中国设计60年之耀点（持续更新中）</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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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天安门城楼的设计与竣工</title>
		<description>文/曾曾

巍峨庄严的天安门，屹立在京城的中轴线上。正是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第一次奏响了一个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正是在这里，1984年10月1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广场检阅三军官兵；正是在这里，1990年8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广场用采自念青唐古拉峰下的火种，点燃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第一支火炬……天安门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正变得更加壮丽。

[caption id="attachment_376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39" caption="巍峨庄严的天安门"][/caption]



据史书记载，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造时完全模仿南京的承天门，故命名承天门。明朝天顺年即1457年7月，承天门遭火灾，城楼焚毁。1465年明宪宗派工部尚书自圭重修承天门，由牌坊式改建成宫殿式，基本上有了现在天安门的规模。1644年，承天门又毁于兵火。第二年再次重修承天门，6年后竣工，从此正式改名为天安门。
天安门设计者之谜
关于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大多数人公认的是蒯祥。

[caption id="attachment_376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40" caption="蒯鲁班"][/caption]

蒯祥是中国明代建筑匠师，他的父亲蒯富，有高超的技艺，被明王朝选入京师，当了总管建筑皇宫的“木工首”。蒯祥自幼随父学艺，蒯富告老还乡后，儿子已在木工技艺和营造设计上成名，并继承父业，出任“木工首”，后任工部侍郎，曾参加或主持多项重大的皇室工程。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从金陵北迁时，蒯祥作为明成祖的随从人员，先期北上，参加皇宫建筑设计。由于蒯祥的设计水平高人一等，被任命为皇宫重大工程的设计师。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作为宫廷正门的承天门(即今之天安门)，建成之后，受到文武百官称赞，永乐皇帝龙颜大悦，称他为“蒯鲁班”。

[caption id="attachment_376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62" caption="蒯祥雕像"][/caption]

据明史及有关建筑专著评介，认为蒯祥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作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好，榫铆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蒯祥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铆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在北京皇宫府第的建筑中，蒯祥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上去，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楼阁显得富丽堂皇。

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炉火纯青。在当时营建宫殿楼阁之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施工完毕后，建筑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连明宪宗也很敬重他。

[caption id="attachment_376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6" caption="蒯祥之墓"][/caption]

不过，对于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是蔡信。

因为营建北京宫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当时皇上是在全国征召的能工巧匠，技艺高超者不独蒯祥一人。更何况，在营建的过程中曾先后涌现出许多的著名工匠。除工于设计的蔡信、瓦工出身的杨青外，还有与蒯祥同时代的著名雕刻石匠陆祥等人。有人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宫殿初建的阶段，蔡、杨二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只不过他们当时都是年事已高，而蒯祥正值壮年，又工于计算和绘画，在蔡信、杨青去世以后，大量的皇家工程都由蒯祥来主持，所以无形中他的地位与作用被凸显了出来。故宫博物馆古建筑部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也说，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曾经主持建造南京宫殿的蒯祥是故宫的设计者，这个说法不确切，其实蒯祥只是故宫的施工主持人，设计人应该是名不见经传的蔡信。

TIP：
蒯祥，生于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1398年)，卒于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二年(1481年)，终年84岁。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 。
蒯祥负责建造的主要工程有北京皇宫（1417）、皇宫前三殿（1440）、长陵（1413）、献陵（1425）、裕陵（1464），北京西苑(今北海、中海、南海)殿宇（1460）、隆福寺（1452）等。
蒯祥在京40多年，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

[caption id="attachment_3771"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0" caption="清末的天安门"][/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77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8" caption="清末的天安门"][/caption]


1号机密工程——重建天安门
具有550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由于兵火战乱，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重坏损变形，加之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主体已严重下沉。虽经多次维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尤其1969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7.5级强烈地震后，天安门城楼损坏变形更甚。为确保安全，1969年年底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

[caption id="attachment_377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37" caption="1906年的天安门"][/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777" align="aligncenter" width="423" caption="1940年航拍北京中轴线"][/caption]

重建天安门城楼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当时选派了一批“根正苗红”、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按军队编制，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队员大部分为党、团员。

重建天安门城楼在当时是“机密工程”。不仅北京市民不知道这里在干什么，就连中山公园（已提前闭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里的工作人员也都不知道天安门正在动一次“世纪手术”。

TIP：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即今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曾承建过著名的“北京十大建筑”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馆、全国农业展览馆三项工程。
按照国务院“建筑材料全部更新”的要求，木构件由北京光华木材厂加工。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
8天搭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施工“天棚”
天安门城楼坐落在12米高的城台上，总高33米，双层重檐，建筑面积1670．78平方米。城楼为木结构，其中大木近3000立方米，琉璃瓦10万余件……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因此，重建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caption id="attachment_377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95" caption="如今的天安门会定期进行维修"][/caption]

由于时值严冬季节，风大雪多，给现场施工带来很大困难。根据施工和保密的需要，开工前的第一步，必须把天安门城楼完全遮挡起来。架子工连在木工、瓦工和混合连等的密切配合下，用杉篙、竹竿和苇席搭起了一个长66米、宽37米、高32米的“大袍”，“穿”在了城楼上，并立起四台塔吊。后来为了保温，架子工又拿出了“飞檐走壁”的绝活，冒着大雪完成了封顶，“大袍”变成了“暖棚”。暖棚四周铺设了取暖管，安装了供水、供电设施，棚内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同时为了供料，在棚顶下方悬吊了4道运输“跑道”。如此高大复杂的“天棚”，在建筑史中绝无仅有。
西山墙中拆出了7枚炮弹
工人们在拆除西山墙时，一名工人一镐下去，竟发出金属的声音，轻轻取出，原来是一枚直径9．5厘米、高约45厘米的完整炮弹，指挥部指示公安部门连同周围的土全部取走研究。经专家鉴定，那是一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使用的炮弹，奇怪的是，它是一枚完整的炮弹，如果是炮轰，即使未炸，弹壳也该脱落，如果是人为，意义又何在？

[caption id="attachment_3781"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日本占领下的天安门"][/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78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0" caption="抗战胜利的天安门"][/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78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1948年修复后的天安门"][/caption]

据资料显示：清顺治八年天安门曾改建过一次，八国联军还无从谈起。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作过大的维修，但距外国列强入侵中国也有几十年的时间。那么这枚炮弹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在拆除中又取出6枚规格相同的炮弹，这7枚炮弹始终是个谜。介于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此消息绝不可外传，现在这7枚炮弹存于何处，无从知晓。

[caption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67-1977224/</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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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首都体育馆：40年风雨后的新生命</title>
		<description>文/曾曾

北京市60年代的著名建筑之一的首都体育馆是北京规模最大、功能最多、适用范围最广的体育馆。坐落在海淀区白石桥东侧，于1968年建成，凝聚了中国老一代设计者和建筑者的心血。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排球赛场，奥运精神给这座80年代北京最大的现代化体育馆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caption id="attachment_372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84" caption="首都体育馆效果图"][/caption]


选址 平衡全市整体体育场所分布
1964年，北京为了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需要紧急开工修建一批体育设施。当时的北京城内，南城有位于龙潭湖畔的国家体委所在地和北京体育馆，东郊有为了第26届世乒赛兴建的工人体育馆。在西北部建设一个体育馆，不仅为了迫在眉睫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还可平衡全市的整体体育场所分布。

[caption id="attachment_372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30" caption="鸟瞰首都体育馆"][/caption]

“最初的选址是在现在的西单路口，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说西单是交通枢纽，在这建体育场，会增加交通负担，而计划选址地有很多平房，需要拆迁很多户，对正处在困难时期的国家不适合。第二个选址是在现在的民族文化宫对面，又被总理否决了，因为这里依然是民房集中区。”首都体育馆的最后一任馆长李朝志，1953年就参与了北京体育馆的建设，以及西山射击场的筹建，1966年时，他以国家体委的干部身份，作为甲方代表，被派往北京动物园的西侧，在周恩来总理敲定的这块原来动物园的养鸽子的三角地，筹建首都体育馆。

[caption id="attachment_3727"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夜晚的首都体育馆"][/caption]

同时，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一批设计人员到现场设计，张百发率队的北京三建也开往工地，建设直到1968年3月首体全部竣工。

“馆址选在了城市西北角，布点合理，同时为城区边缘，但交通方便，利于组织人流。那里原来就是洼地、水塘，选作建筑用地，不用拆民房，也不占用农田。”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熊明如是说。他参与设计了工体和首体，“工体开功绩之先，首体建筑设计创技术之最……”

TIP：
首都体育馆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动工，一九六八年十月正式交付使用。整个工程从设计、施工到材料、设备都是依靠我国的力量建造的，全部工程造价一千五百多万元。
首都体育馆设计者熊明，男，1931年生，江西丰城人，中国建筑设计大师。1948年夏九江同文中学毕业，195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生毕业。1957年起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历任技术员、建筑师、主任建筑师、总建筑师，现任院长，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科协副主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设计 首体创技术之最
当时的设计就考虑到体育馆不仅满足体育赛事需要，还有政治活动、大型集会、文娱表演等多功能使用。后来李朝志总结首体41年来的发展时说，在建成的头十年里，首体的确担当着第二个人民大会堂的功能。

[caption id="attachment_372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86" caption="建成之初的首都体育馆"][/caption]

首体的室内设施凝聚了设计者的匠心，首体是国内第一个拥有钢网架结构的建筑，整个屋盖支撑在四周64个柱顶支座上，用钢量却只有每平米65公斤，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建筑布局按功能分层布置，除比赛大厅外，还有三个练习馆和六个观众休息厅，观众主要从南、东、西三面室外台阶经二层休息厅进入比赛大厅；一层为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和贵宾用房。馆内还有广播、音响、电视转播、传真、计时记分、空调等设备。

[caption id="attachment_3731"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8" caption="秘鲁运动员与菲律宾运动员在首都体育馆"][/caption]

体育馆比赛大厅，可以进行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体操、冰球、花样滑冰等多项体育活动，比赛场地长88米，宽40米，它是由21块活动地板组成的；每块活动地板长30米，宽3.5米。地板的下面是滑冰场，开动机器，地板就能往东、西两边撤走，并且一层层地下降，进到地板仓里。

[caption id="attachment_373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中国体操队和埃及体操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caption]

撤走地板后，露出的是水磨石地面，在水磨石地面泼上水，水磨石内的低温氨液排管制冷，一年四季都能结冰，并能使冰面保持一定的温度，即使在炎热的"三伏天"，人们仍可观看冰球比赛和各种滑冰表演，这项技术在当时是首创，直到今天也没有落伍。

比赛场地四周是看台，有一万八千个观众席位，场内有18个观众出入口，观众可在5分钟内疏散完毕。

[caption id="attachment_373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1987年9月5日晚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幕"][/caption]

为了适应各种体育项目对场地大、小的不同要求，比赛大厅的看台，有活动的、半洗动的和固定的三种。前五排是活动看台，在进行冰球比赛时，可以把它推进去，扩大场地。东西看台第六排到第十排是半活动的，在进行大型兵乓球比赛时，可以把半活动看台撤走，整个比赛场地可以同时安放二十四张国际标准的兵乓球台进行比赛。主席台的前半部是活动的，为了适应大型会议的需要，它可以自动升降，延伸扩大120平方米，不用时就自动推进到主席台的后面。

TIP：
首都体育馆是综合性、多功能使用的体育馆。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际、国内体育比赛、表演和训练。以及大型集会和文艺演出等。
首都体育馆占地面积7公顷，平面呈矩形。建筑物东西长122.2米，南北长107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
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通知，该建筑已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列入《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
载体 充当记录中国发展
[caption id="attachment_3737"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见证1971年乒乓外交的北京首都体育馆"][/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73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caption]

1971年4月13日的北京首都体育馆，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在首都体育馆进行的中美乒乓球赛将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推向高潮。

[caption id="attachment_374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65" caption="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caption]

按道理，乒乓球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项目，它无法与足球、篮球、网球相比。尤其进行比赛的中国和美国乒乓球队，是实力悬殊的两支球队，更不会有精彩绝伦的场面。但这场比赛吸引来众多西方的记者，球场上的状况也会通过美国大使馆随时报告给白宫里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里，小小的乒乓球，推动了承载着几十亿人口的地球。首都体育馆就这样充当了一个震惊世界事件的载体。

1973年，中国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比赛地点也是首都体育馆。此外，世界女排锦标赛、第十一届亚运会、第二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体操锦标赛等众多比赛都是在这里举行。除了承接大型体育赛事外，首都体育馆也是大型文化演出的舞台。这里见证了中国人民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也记录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

TIP：
1971年4月13日 中美运动员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
改造 适应比赛需要
1968年建成的首都体育馆，经历3次大规模改建，至今得益于当初设计时布局开阔和基础条件好，在感觉上与新建场馆没有多大区别。1990年亚运会前，首体进行了第一次改造。当时工程量不大，主要是将容易损坏的灯管式电子记分牌改成了灯泡显示。

[caption id="attachment_374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41" caption="改造后的首都体育馆"][/caption]

第二次改造是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迎接大运会的到来，首都体育馆参照国际标准对场馆内各项基础设施进行了翻修改建。屋面采用跨度为60米的彩色钢板铺顶，天棚重新吊顶更新，灯光音响全部更换，其中照度达到了2000Lx(国际标准为1500Lx)。在场馆两侧，两块100平方米的彩色大屏幕格外引人注目，每平米6900个束点使图象还原效果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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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67-1977221/</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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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毛主席纪念堂：全国人民铸就的不朽丰碑</title>
		<description>文/曾曾

毛主席纪念堂位于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南端，于1977年9月9日落成，是一座庄严雄伟，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纪念性建筑。它南临巍峨的正阳门，北对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与纪念碑和正阳门各距200米，又恰在旧北京城中轴线原“中华门”的位置上。纪念堂的建成，不仅和广场周边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天安门城楼共同构成一个古今相融、气势磅礴的宏伟建筑群体，而且，更加重了天安门广场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与色彩。

[caption id="attachment_3681"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3" caption="毛主席纪念堂"][/caption]


伟大领袖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必须让世世代代的人民都能看到他。为此，党中央提出，毛主席的遗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看到他。于是，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的纪念堂，并且规格还必须是最高的。

[caption id="attachment_368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00" caption="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工作组的工作照"][/caption]

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八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选址设计组首先想到，毛主席南征北战、辛勤操劳一生，现在应该在风景幽美的地方，让他老人家安卧永息。为此选址设计组设计出“水上日出”的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光焰万丈。之后很快又提出“山顶红星”的方案：毛主席卧在苍松翠柏、山花烂漫的白云深处；夜晚，高高的天际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熠熠闪光，照耀我们今后的征程。后来从政治意义、客观条件待方面考虑，设计组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丘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

[caption id="attachment_368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22" caption="人民英雄纪念碑"][/caption]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问题的汇报后，作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但具体位置设在哪里？当时提出了3个方案：
1、纪念堂与纪念碑接近方案，即纪念堂坚靠纪念碑。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个，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
2、纪念堂位置偏南方案，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
3、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在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caption id="attachment_368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88" caption="正阳门城楼"][/caption]

在三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了丰富广场南面轮廊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得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
庄严肃穆的正方形建筑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回亿道：“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众人意见的基础上，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

[caption id="attachment_368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65" caption="纪念堂是正方形的建筑"][/caption]

建成后的纪念堂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对称建筑，给人以稳重平衡的感觉，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具有强烈的中心感和庄严肃穆的艺术效果。其次是方便瞻仰群众，路线通畅简捷。第三南北入口各建有三樘大门，甬道是中轴线标志，中轴线直贯诸柱廊，取其开朗、挺拔、有力、与广场原有新建筑相配合，也有利于抗震。

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而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上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作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与纪念堂大致相称的最后确定高度为33.6米。

[caption id="attachment_3691"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8" caption="毛主席纪念堂在中轴线上"][/caption]

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甬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过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现状标高抬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人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的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作了五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在纪念堂的朝向上，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然而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提出一个想法，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TIP：
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南北280米，东西220米，占地5.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

[caption id="attachment_369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36" caption="华国锋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caption]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设计方案
纪念堂的设计工作是与选址工作同时展开的，即1976年9月中旬。由于大家心情十分悲痛，提出的方案都过于沉重、肃穆。

10月初，党中央提出要“让世世代代人民群众能够亲眼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的革命斗志”。这样，纪念堂的设计指导思想就更为明确了，即毛主席纪念堂既要肃穆，又须明朗。

随着选址工作的深入，纪念堂设在天安门广场已成定局。结合天安门广场的具体环境，大家都倾向于柱廊式方案，认为这种方案容易做到“庄严、肃穆、美观、大方”，又易与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相协调。

设计人员很快就柱廊式的处理手法达成一致：采取周圈列柱手法，它比起列柱两端或中间嵌以实墙的手法更为完整、庄重。

台基是一层好，两层好，还是三层好呢？多数设计人员认为采用多层台基较好，这是我国传统的纪念性建筑常用的手法，考虑到便于群众瞻仰，以两层台基为宜。有的方案提出采用红花岗石基为宜。有的方案提出采用红花岗石作台基，上为汉白玉栏杆，以此来表示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根据这些意见，设计组做了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的台基基本一样，屋顶也均为重檐，只是柱子、华板、屋顶的细节稍有变化。1976年11月初，有关领导同志审查了这三个方案，指出“现在的三种建筑式样基本上可以，与人民大会堂等建筑比较协调，要求作进一步修改，再报中央审定。”

设计组多次召开工人、干部、设计人员三结合会议，并逐个征求各省、市代表的意见。按照领导同志指示，设计组拿出了综合方案，即两层红台基；正方形抹小角柱子；黄琉璃瓦的退跨重檐柱子。最后，当时的最高决策层批准了综合方案。

TIP：
纪念堂台基高4米，边长105.5米。台基上有大方柱44根，断面1.5米，高17.5米。
北大厅，宽34.6米，进深19.3米，高8.5米。
毛主席纪念堂建筑组成
[caption id="attachment_3695" align="aligncenter" width="200" caption="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讲话"][/caption]

纪念堂是主体建筑，由三部分组成。台基四周是用来自大渡河畔的枣红色花岗石彻起。上面汉白玉栏板上，雕刻着象征江山永存的万年青。1976年11月24日奠基典礼时所埋的基石就在此台基下。基石周围砌进了来自珠穆朗玛峰的石头和浇灌了台湾海峡的水。纪念堂的全部工程仅用了6个月，1977年5月24日主体工程完工，8月底全部竣工，9月9日正式开放。

[caption id="attachment_3697" align="aligncenter" width="428" caption="毛主席纪念堂群雕部分创作人员合影"][/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69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48" caption="南门外东侧群雕"][/caption]

主体建筑北门前有东、西两组泥塑，以中国革命史诗为内容。东组表现的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西组表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体建筑南门是以继承毛主席遗志、各族人民显示出无比信心为内容的两组泥塑。四组泥塑共有62个人物，由来自全国18个省市100多名雕塑家完成。全部塑像用泥200多吨，历时5个月。
毛主席纪念堂开放厅室
[caption id="attachment_370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70" caption="毛泽东汉白玉座像"][/caption]

北大厅。正中是毛泽东汉白玉座像，总高3.45米。背景是一幅《祖国大地》绒绣，宽23．74米，高6．6米。大厅里的4根方柱，柱体是江苏无锡奶油红大理石，柱端采用天山白色大理石作衬托。地面铺杭州灰色大理石。天花板上装110盏玻璃葵花灯。

[caption id="attachment_370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0" caption="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67-1977222/</link>
			</item>
	<item>
		<title>北京工人体育馆：中国的标志性建筑</title>
		<description>文/曾曾

每天早晨，工体广场上都会有很多晨练者，周围的居民早已习惯把这里当作晨练的聚集地。提起“工体”，北京人再熟悉不过。这是一个没有门牌号码的单位，但在北京几乎无人不知。对于北京城，她既是一个静止的地标，又像一个活动的历史阀门，牵动着人们的记忆。

[caption id="attachment_364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6" caption="北京工人体育馆"][/caption]


为第二十六届世乒赛而建
1957年，工人体育场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之一，有关领导决定配套建一个可容纳6000人的体育馆，就在体育场的用地范围内，面积不大。体育馆设计组先是设计了一个方形的，方案已经基本做完了，但是1959年4月，容国团拿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冠军，第26届世乒赛就决定在中国举行。

[caption id="attachment_364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41" caption="容国团获得了第2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caption]

当时中国没有合适的场馆，就需要修改工人体育馆的设计，使它能同时摆下10张乒乓球台——因为看到外国的乒乓球馆就是摆了10张台子，所以拉长工期到1961年完工。

[caption id="attachment_364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27" caption="中国队的教练和运动员在工人体育馆"][/caption]

1961年 4月4日，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了世界顶级单项赛事——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工人体育馆开幕了。新落成的能容纳15000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和国际乒联的官员们出席了开幕式。中国人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团体世界冠军。

[caption id="attachment_365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38" caption="庄则栋获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653"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caption="贺龙同获得第26届世乒赛三项冠军的中国部分运动员、教练员合影"][/caption]

随后，在这座体育馆里，“东方猛虎”庄则栋杀伤力无穷、徐寅生12大板石破天惊、荣国团关键时刻险胜星夜、邱钟惠苦斗五局力克高基安……男团、男单、女单金牌相继入帐，中国军团共获三项冠军、四项亚军、八项第三。

[caption id="attachment_3655"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caption="北京工人体育场"][/caption]

工人体育馆是工人体育场三组建筑群：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馆和游泳场中的重要部分。馆内除中心馆外，还有羽毛球馆等专用馆场。工人体育馆内有著名的富国海底世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合作兴建的北京第一家五星级大型海水水族馆,拥有亚洲最长的120米亚克力胶海底隧道。工人体育馆也是最早出现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上的体育馆，纪86－4邮票画面即为该馆全貌。

[caption id="attachment_3657"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5" caption="纪86－4邮票"][/caption]

TIP：
工人体育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紧邻工人体育馆和新老使馆区。工人体育场于1959年8月31日建成，是北京最大的一座综合性体育场之一，占地35公顷，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它的中心运动场能容纳8万观众。
1961年4月5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共有243名各国运动员参加，中国选手以独特的近台快攻打法，一举拿下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三项冠军，捧回了三座奖杯。这一年正值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了这次世界大赛。而这次乒坛的重大胜利，也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的这一胜利，在国外也引起了强烈地反响。为祝贺这次胜利，邮电部发行了纪86－4邮票，共4枚，并同时发行小全张1枚。
工体设计者——熊明
1957年，熊明开始做工人体育馆的设计工作，主管工体工程的是贺龙，当年建筑师设计的造型，都要领导拍板决定。

[caption id="attachment_365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工体设计者熊明"][/caption]

熊明，1931年生，江西丰城人，第一批“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之一。195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

熊明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高校建筑专业兼职教授。主持和指导设计工程近200项，如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中国银行总部大楼、济南中国银行、外交部大楼方案等，多次荣获大奖。

TIP：
熊明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建筑创作的研究、设计和教学工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多篇，其独特见解和论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受到普遍重视。他领导研究开发GL—CAD系列软件为国内首创。
悬索结构的工人体育馆
工人体育馆采用了悬索结构，这个启发来自于195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参展的世界各国都搭建了临时性的展馆，其中美国馆的屋顶就是悬索结构，用铁索吊起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其实就是塑料的，很轻。熊明在国外建筑杂志上看到了这个资料，就提出也造一个悬索结构，得到沈勃院长、朱兆雪、杨锡镠总工程师和孙秉源、刘开济工程师的支持和指导。工体的设计者熊明回忆道：“工人体育馆是永久性建筑，而且跨度达到94米，国内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跨度的结构，以前最多做到60米。比美国馆重多了，难度很大，所以很小心。现在看来，遗憾的就是当时太小心了，其实应该做得更大，做到100多米才好。现在可以看到体育馆场地的圆形又切掉了4个角，那里本来做了活动看台，可是安装不方便，就没有用。圆的里面留着4个角，破相，不好看，要做大了就能解决。”

[caption id="attachment_366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悬索结构"][/caption]

悬索结构的技术重点在于铁索的锚头，美国人对此保密。中国过去做过悬索桥，设计组就去丰台桥梁厂，和桥梁厂的同志共同研究锚头的做法。还和建设部的综合结构研究所合作，他们有计算机，当时很稀罕，我们以前都是用手算。

最后决定用个混凝土圈梁，把锚头打在里面。140×2多个锚头，固定在外圈和中心上下两个环上，照明灯和音箱也都挂在圈梁上，像明亮的光环。

过去的大屋顶，通常是做拱形钢结构，像造桥一样。不管用什么材料，拱形总是受压的，要做稳固，就会很费料，而且非常沉重。悬索结构则是受拉，钢材怕压不怕拉，所以悬索结实，能节约大量钢材，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设计。

熊明说，当时还考虑，不止是乒乓球赛，这个体育馆还应该能打篮球和排球，面积不能太小。又因为体育场是椭圆的，所以体育馆做成圆的，都是曲线，有所变化，可以形成和谐呼应。

[caption id="attachment_3663"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9" caption="俯瞰北京工人体育馆"][/caption]
无风的体育馆
运动员经常反映国外的体育馆里，空调的风很大，有时候吹得球变向，而中国的体育馆风就很小，几乎感觉不到。在设计工人体育馆时，就是因为要打乒乓球用的，设计组很重视风的问题。建设部有个采暖通风给排水研究所的汪善国工程师，研究出了“高速喷咀送风空调系统”。在屋顶圈梁的下面设置出风口，用很高的速度把风喷出来，一直喷到场地边缘。同时在看台上做了一些回风口，风到这里就被吸进去了。所以看台上很凉快，赛场上没风，运动员比较热，但不会影响比赛。

从建筑艺术上说，过去的建筑一般都有很大的墙面，再开小窗，比如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则是把柱子从底下一直做到顶，完全用柱子分割墙面，用柱子支撑屋顶，柱子之间都做成窗，这样显得开敞豁亮，白天打球不用开灯。现在看来还有节能功效，当时没想这么多，就图一个新颖的设计，用起来方便就成。

[caption id="attachment_3665" align="aligncenter" width="448" caption="北京工人体育馆顶部的大灯"][/caption]
改造后成奥运拳击比赛场
自2006年5月26日开始，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拳击比赛和残奥会柔道比赛场馆——工人体育馆进行全面改造。

[caption id="attachment_3667" align="aligncenter" width="419" caption="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馆"][/caption]

改建后工人体育馆内设置固定坐椅12000个，临时坐椅1000个，由红黄两种颜色坐椅组成。体育馆内坐椅设计为中空吹塑坐椅，座面靠背为高密度聚乙烯双壁吹塑结构，吹塑壁厚度为3～5毫米，脚架为精密压铸铝合金，表面经静电喷塑处理，塑面厚度为1.5毫米，坐椅安装扣厚度为2.5毫米。

[caption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60-19662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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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有多少激情可以重来:文革时期的服装透射出的特定时代审美取向</title>
		<description>文/橙夭夭

从以前的岁月里翻出来，抖晒于阳光下的六、七十年代的服饰，上面的尘埃飞扬着那一辈人留恋的往事。梳妆台和藤箱里所珍藏的洗得发白的军装，是跳忠字舞时的思想外套。服装，作为一个时代的侧写，可以非常典型地映射出所属时代的特点和人类心理。

1966~1976年的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段时间，同时在中国服装史上这一时段的服装也有其自己独具特色的审美取向。一个特殊革命时代映射在人的心理、穿戴上的对照是非常微妙的，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趣的。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服饰，是一种沉默的语言。我们在这种沉默的凝视中渐渐长大，感知着服饰的暗示。它让我们虽站在今天，依然能感知那个武妆时代的澎湃与激情。

[caption id="attachment_358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穿绿色军装的红卫兵们"][/caption]


“文革”前夭折的服装小“气候”
遥想50年代，具有布尔什维克革命意识的“娜塔莎式”大花布拉吉，“哥萨克式”小偏襟衬衫、灰卡其布列宁装，还有飒爽英姿中山装、人民装一直是渴求进步的人们的首选。那时，举国上下可谓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蓝色的卡其布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睐，但服装的款式异常单调，只有十几种之多。当时，人们可用在服装上的开销非常之少，买布要凭布票才能供应。人们同时被艰苦朴素的观念信条引导着，坚持要不奢华，以穿有补丁的衣服为荣耀，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着装风气，也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向质朴的工农大众靠近。在许多家庭中，衣服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传家宝”，它经爷奶传给父母，再由父母传给子女，由于是多子女制，一件衣服则又经常由长子再传次子，以此类推。

[caption id="attachment_3627" align="aligncenter" width="200" caption="前苏联女专家给中国带来了布拉吉热"][/caption]

流行裙装：布拉吉
流行背景：当时的中国女性服装除了原始的美化功能之外，还兼具表达政治倾向和社会主义国际阵容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意识形态使命。

[caption id="attachment_363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穿着布拉吉的姑娘"][/caption]

款式特点：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腰际系一条布带。但由于布拉吉宽松肥大，布料颜色、花样比较单调（主要是碎花、格子和条纹），质地粗糙，对女性风采的体现有限。

街头效果：是中青年女性的最爱，是文教界女性夏季的必备服装。在近期热播的各类同时代影视剧中，《金婚》里的小学教员文丽，便以一身布拉吉引领了厂区家属的着衣时尚。

流行插曲：当时，因为大量制作布拉吉连衣裙，小花布或大花布进入中国。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还发生过要求共青团员等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带头穿的事儿。一时间，甚至街头的三轮车夫也穿起了花布衣服。

流行起因：与先进者保持一致

布拉吉本是前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上世纪50年代流传至中国。此阶段，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及至60年代，“文革”开始前，原本单色的服装稍稍呈现出一点杂色，这在总是激情浪漫的文艺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谓的“修正主义”苗子开始稍稍抬头，中国服装总算走近了张扬个性的时尚边缘。但是好景不长，很快随着“文革”的兴起，中国服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被淹没在了一片国防绿的军装里，军服成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时尚。
从上至下的“崇武”热
1966年“文革”开始，服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西服和旗袍被定为“四旧”，一些有西服的人怕被抄家，就把西服之类的服装拆掉。西装彻底离开了中国人，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性别，大家都穿上了中山装或干部装，连威武的西式元帅服也被视为不利于官兵关系而在“文革”前消失了。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受人们欢迎的服装面料和服装款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本来已经日益丰富多彩的服装，这时重新变得单调起来。本来是一些正常的穿着，只是稍稍鲜艳一点，就被指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浸透汗水、打着补丁的咔叽布工装，斜纹布军装，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共同引领着朴素的潮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褒奖，更是无奈。到了文革时期，只有经过了严格审查的解放军战士的服装才与这“火红”的时代合得上拍。身穿绿军装、腰束武装带的装束风靡全国。

[caption id="attachment_362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从上至下“崇武”主义"][/caption]

文革时期，毛泽东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数以千万的红卫兵。受到鼓舞的女学生们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子（俗称“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几乎和男同学是一个模样。那时，军装是最时髦、最体现革命化的服装，谁都想搞到一套，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行，而且越旧越说明是老资格。

当时，最威风的服装组合是：一身将校呢的军官服，有时外罩一身蓝干部装，足蹬一双高腰白色“回力”牌篮球鞋。回力鞋价格在10元人民币左右，而当时，广大工薪阶层月收入只有四五十元，对多子女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数字。直至80年代末，许多家庭还能找得出一两件军大衣。

[caption id="attachment_358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今天回力鞋重新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宠儿"][/caption]

男子的西装不能穿了，只有大同小异的学生装、中山装；女子的头发不能烫了，裙子也不敢穿了。男女老少或者穿着肥肥大大的绿色军装，或者是“一身蓝”、“一身灰”的中山装和它的变异服装。而男装和女装仅在领子、口袋和腰身上略有区别。只有在夹道迎接外宾时，女学生、女职工为完成政治任务，把花裙子套在裤子外面。等外宾快到时，把裤腿卷起来；外宾车队过后，再匆忙将裤腿放下，把花裙子脱下，叠起来放入包中。
三原色、绿军装
20世纪60、70年代衣服的颜色比较单一。60年代被称为三原色的年代，黄色、绿色、蓝色大行其道。

60年代军装盛行。中国真正进入了蓝灰绿的无彩色服装时代。有人说：文革是政治风潮在服饰领域进行了专政。布拉吉被认为 是修正，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打成“奇装异服”，统统被批判。服装逐渐了款式一致、色彩单一，不分男女，不分 职业的军装盛行！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

[caption id="attachment_362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时代的潮流在学生中表现突出"][/caption]

文革时期，最时尚的装束莫过于穿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在原有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思想风尚中，又增添了浓烈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除红卫兵外，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穿起了军便服，开始了“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

[caption id="attachment_358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绿色的海洋"][/caption]

军装的盛行程度在青年学生中可见一斑。谁都想搞到一套，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不错。男生穿，女学生们也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浑身散发着“革命”气质，代表着当时服装美的时尚。 看当年的结婚礼服都是绿军装，可见当时的痴迷程度。

[caption id="attachment_361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绣着“为人民服务” 的军挎包"][/caption]

六十年代的黄挎包人手一个，成为了现在电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怀旧道具，甚至是一种时尚的标签。而那个时代的黄挎包却无一例外地装载着同样的青春、激情和梦 想，它们是那么的相似，以至于从每个人口中说出的豪言壮语都那么雷同。但是，那些背着黄挎包活跃在广阔天地的知青稚嫩却充满活力的身影。

[caption id="attachment_3611" align="aligncenter" width="246" caption="“挡不住的春光”"][/caption]

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caption id="attachment_358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穿军装的女红卫兵"][/caption]

随后的文革，就像吹绿江南岸的阴风，全国青年都穿上了军装。年龄与性别的差异不复存在，因为彼此都差不多。典型的红卫兵装扮是这样的：草绿色军服军帽、宽 皮带、毛泽东像章、红色语录本、草绿色帆布挎包。所谓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即此也。当然，搞到一套完整的红卫兵装也不简单，有的青年红卫兵，就把中山装 染成绿色的穿出来。
那一缕清爽的海魂风
60年代中期，走到大街上放眼一望，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都穿海魂衫。那种蓝白间隔的横条纹随处可见。据说海魂衫是各国水兵们贴身衣着，为白蓝相间 的条纹衫，寓意为浩瀚的大海与蓝天，水兵们穿海魂衫就显得精神抖擞。曾有个《海魂》的电影，赵丹和屏蔽词语凤主演，着装就是海魂衫。一袭醒目的海魂衫由近 而远，渐渐消失在阳光灿烂的十字街头，曾勾逗出多少美丽少女怀春的浪漫情愫。

[caption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67-1977-23/</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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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吴良镛：建筑师要为吾土吾民服务</title>
		<description> 文/蹦蹦鱼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在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界，无疑是声名显赫的大师。“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几十年来，吴良镛先生就像一台不知停歇的“发电机”，踏访祖国的千山万水，让建筑发光，力图使国人在中华大地上“诗意地栖息”。已经86岁高龄的他，不但被誉为“新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还被称为“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多产作家”。
“如果不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你的创造性是从哪里来？”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抓一批人来搜集资料，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浩瀚的大海就行了。”这段话说到了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学习的动机。驱动吴良镛先生渴望美好的居住环境、走上学习建筑之路的动机，是残酷的现实。

[caption id="attachment_352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吴良镛教授"][/caption]



小时候，因为家穷，吴良镛先生的祖居被收账人揭走了屋瓦；抗日战争期间，吴良镛先生加入逃难者的队伍，颠沛流离。目睹国土沦丧，重建家园的渴望和责任，让他在1940年进入了重庆中央大学，就读建筑系。

吴良镛先生早年的求学岁月，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谈起当时农村的穷困，吴良镛先生现在还很激动，“抗战期间，我跑过四川、云南和贵州，没有这个抗日战争，就没有对国家基本的认识。磨难中培养起来的责任感，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这种责任感，贯穿吴良镛先生学习、研究、实践的始终。吴良镛先生说：“现在，你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也要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困难，很多人的住房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他研究十七大报告，因为里面很多东西和建筑这一行密切相关。

[caption id="attachment_3529" align="aligncenter" width="240" caption="吴良镛教授出席活动时露出慈祥的微笑"][/caption]

吴良镛先生说：“解决问题的过程本来就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对有些问题匆忙决定。建筑业发展的大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大意。建筑是百年大计，拍板要慎之又慎，留给后人的应是问心无愧的建筑作品，而不是给城市留下遗憾。”因此，他特别重视实地考察，经常以高龄之身，奔走于大街小巷，“小心求证”。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某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与肌理，以致中国的一些城市成了‘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的‘实验场’。”因此，他在学习西方建筑先进东西的同时，特别注重把中华历史文化的内涵，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苦难中迸发的建筑梦
 

促使吴良镛义无返顾走上建筑这条路的，是早年痛切的国仇家恨——少小时被收账人揭走屋瓦，不得不带着伤寒高烧的妹妹告别祖居；日军铁骑逼近金陵，加入逃难者队伍的他从此开始无穷无尽的颠沛流离；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刚刚结束，轰炸机的阴影就降临合川，死伤无数，毁掉半座城池的大火直到次日还在熊熊燃烧。



[caption id="attachment_3531" align="aligncenter" width="250" caption="吴良镛在圆明园防渗遭商业开发质疑听证会上发言"][/caption]

没有室，没有家，一年年目睹国土的沦丧。层层累积的苦难在青年吴良镛心中激发出巨大的反向力，带着重建家园的热切愿望，他于1940年走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



[caption id="attachment_353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国立中央大学旧貌"][/caption]

在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这个建筑学子的心。

1946年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梁思成夫人林徽因成为系里最初的两名教员。1948年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青年吴良镛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caption id="attachment_353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楼现貌"][/caption]

 
百废待兴的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给吴良镛寄去了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足以让吴良镛明确抉择。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也冲破重重阻挠，绕道归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他于1951年开始主持清华建工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1952年起，吴良镛历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全面推动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



[caption id="attachment_353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公共教学楼效果图"][/caption]

在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迅速成长为新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59年，吴良镛倡导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此前后，他还曾主持全国建筑学会议、制定共同教学计划，参与领导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的建设，并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的编写。他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保定、北戴河、秦皇岛、邯郸等城市的规划建设顾问；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图书馆等著名建筑都曾凝聚他的心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余震未消，他就作为最早一批专家参加重建规划。



[caption id="attachment_353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吴良镛主持建造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貌"][/caption]

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40年代初，他抱着绕过西方“城市病”的愿望开始学习城市规划，回国后也曾相信计划经济可以完全避免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现象的发生。然而，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巨，现实面貌却似乎和这一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在曲折中，吴良镛蓄积力量、摸索前进，新的变革契机正在下个路口转弯处等待着他。
言传身教，诲人不倦
自入清华始，吴先生一直从事建筑教育工作。1946年，抗战胜利后，吴良镛协助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建系之初，梁思成在美讲学，只有林徽因教授与吴良镛二人执教。1947年梁先生讲学返校后，逐步在教学中开始增加欧美现代建筑教育内容。1948年夏，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赴美，在著名建筑师E.沙里宁主办的匡溪艺术学院进修。1950年当他获得该学院硕士学位时，梁思成来信："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他毅然回国，重新执教清华。



[caption id="attachment_354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吴良镛赴法接受院士证书"][/caption]

1951年，吴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建筑教育，建议"更有效地更多地培养基本建设的生力军"，其后又多次提出建筑专业和建筑教育要结合实践等建议。他与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联合建议清华大学与农业大学合办园林绿化专业，并在清华大学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园林规划设计专业学生，这就是后来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划系的前身。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原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并入清华，建筑系规模迅速扩大。吴先生在担任建筑系副主任期间，负责主持日常教学行政管理工作。他注意汲取国外经验，并注意从国情和本专业教学特点出发，开始制定建筑系的全新教学计划。经数年努力，清华大学建筑系师资队伍不断充实，学生数量进一步增加，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很快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建筑教学中心之一。



[caption id="attachment_3543" align="aligncenter" width="274" caption="年过半百的吴老先生仍然站在教育的第一线"][/caption]

数十年来，他以严谨的学风，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50年代初，他就是指导建筑学专业第一批研究生的导师；1981年，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4年，为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培养出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他所主持的研究课题"北京奥林匹克及亚运会建设规划研究"被评为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他正在指导2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其中不少论文都以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效益得到很好的评价。这几年试行全国博士论文评选制度，在入选的3名建筑类博士论文中，有两篇是吴良镛教授指导的。



[caption id="attachment_354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吴良镛教授（中）在国家珍禽丹顶鹤自然保护区视察"][/caption]

80年代以来，吴先生悉心研究现代西方建筑教育的成就与不足，总结了我国建筑教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中国建筑教育的系统设想与建议：关于"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结构，广泛培养多种建筑人才"、"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生产实践结合"、"注意职业教育的地区性"、"重视建筑师的社会培养与社会联系"、"教学上将建筑设计扩展为人类居处环境的创造与设计"等，是对我国建筑教育特点的概括，也是对建筑事业发展战略的倡议。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8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改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培养出一批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园林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他所致力探索开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学道路，也为推动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鉴于他在建筑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1996年被授予国际建协教育评论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西方的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中国的古建筑是"土木的史书"，保护起来更为不易。

从1978年起，吴先生即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规划设计工作。依据他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及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构想，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环境及其肌理的原则，1988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吴先生主持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吴先生认为，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如果把城市当作"木乃伊"去保护，当然矛盾重重。要把它当作有生命的机体，不能大拆大建，而是要通过城市的"新陈代谢"，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保护城市文化，清除"死亡细胞"，更生"新细胞"，恢复城市的"微循环"，做好旧建筑的适当再利用。吴先生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2-3层，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图11：菊儿胡同现貌

菊儿胡同改造得到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1991年，菊儿胡同试点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设计一等奖，获1992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 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吴先生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吴先生强调说，现在大家都在说创造性，不能只说空话，而要做实事。最近20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caption id="attachment_354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96-2009-39-1/</link>
			</item>
	<item>
		<title>3D教育的先驱，王琦与火星时代</title>
		<description>文/蹦蹦鱼

有人说，在中关村大街上推着辆自行车或是提着个菜篮与你擦肩而过的，没准就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院士；也有人说，在中关村某个憋窄的地下室里，成天没日没夜捣鼓着计算机的，没准就是未来某个红红火火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王琦就典型地属于后者。被外界誉为“中国CG之父”的王琦，从一个普通的中医专业学生到中国CG的开拓者；从当初创办只有10平米的 “王琦电脑动画工作室”到现在颇具规模的火星时代公司，他的人生历程堪称传奇，其间经历的酸甜苦辣不是只言片语可以说尽。也许中国CG界还会有很多个王琦，但现在，只有这一个。
动漫狂人的传奇人生
提起王琦的创业历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传奇”。的确，王琦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成功创业者，正如大多数中关村草根阶层一样，他没有坚强有力的家庭背景，没有令人羡慕的专业功底，他的成功凭借的是对动漫的痴迷、后天的勤奋、创业的执着、坚韧的意志，当然也离不开聪明和富有远见的眼光，也许这些品质正是成就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核心的素质。

[caption id="attachment_3481" align="aligncenter" width="252" caption="火星时代董事长王琦"][/caption]


王琦出生在山西太原的一个普通职工家里，父母都是善良本分的老师。从小酷爱美术的王琦曾经梦想当一名画家，但最终因为缺少艺术成长环境而未能遂愿，但这种爱好却为他后来走上动漫产业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就在离王琦参加高考还有40天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不幸，母亲因工作的事情精神崩溃，父亲不得不扔下所有的工作，四处为母亲寻医问药。遭遇家庭变故的王琦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不少，他立志学医为母亲治病，在当年的高考志愿上，他一口气填了6个医学院。好在天遂人愿，他考取了北京中医学院，而此时，母亲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大学期间，计算机这个名词开始在校园流行，已经知道为前途担忧的王琦参加了电脑培训班，也许是小时候当画家的种子萌芽的缘故吧，王琦竟然在课堂上自己尝试着用WPS里的画图工具描出了一幅太空飞碟大战的“处女作”。王琦的“天才”被计算机老师发现了，他送了一个专门制作三维动画的神奇软件Autodesk  Animate给王琦，对绘图已经达到痴迷的王琦从中关村买来了该软件的教材，如饥似渴地投入了自学，从此打开了一扇通往CG领域的大门，并从中尝到了奇妙的乐趣。

三维动画的魅力让王琦无法自拔，这时的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暂时放弃学业，投身三维设计。1993年，办完休学手续的王琦开始在中关村独自闯荡，他为一些公司做设计、搞培训、制作动画、多媒体教学软件等。这期间，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出版了许多畅销的软件教材，如《三维动画速成》、《3D Studio全面速成》、《火星人——三维动画大制作》等，其中，1996年出版的国内第一个三维动画多媒体教学软件《起点——3D Studio三维动画速成》创下了月销量过万册的记录。谈到《起点》的制作经历，王琦感慨万千，“谁会想到如此畅销的教学软件出自一个蜗居在中关村一间憋窄地下室里的打工仔之手呢？”

[caption id="attachment_348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王琦编著的《三维动画速成》"][/caption]

从1993年开始，他给别人打工，开办自己的工作室，不断地制作广告，不断地开发新教材，开办培训班，与人合伙创办CG门户网站……这些艰辛的历程使王琦积累了知识、经验和财富，也积累了资源，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办火星时代的资本。
火星时代的辉煌旅程
2001年，王琦开始独立运作自己的新公司——火星时代，从自己擅长的教材出版到专业培训，从动画设计到网络运营，火星时代的事业呈几何数字迅猛发展。

火星时代成立于2001年4月，其前身为王琦电脑动画工作室。历经6年的创业发展，火星时代目前已发展为由教学软件开发公司、影视动画制作公司、CG网络技术公司和影视动画培训基地4个子公司构成的集团公司，涵盖了全部的CG（Computer Graphics的英文缩写。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领域通称为CG。）领域项目，集影视动画的设计制作、专业培训、教材出版、网络媒体于一体。

[caption id="attachment_348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火星时代网站"][/caption]

火星时代传统产业影视动画培训每年为社会培训专业的三维动画和影视后期制作人员上千名，仅2005年就培训出3000多名专业人员。基于中国CG领域门户的网络平台——火星时代动画网（www.hxsd.com.cn）和基于虚拟物品交易的C2C网络平台——CG当当网（www.cgdangdang.com.cn）更是奠定了火星时代在中国CG领域的龙头地位。火星时代动画网是目前全球最大的CG专业网站，拥有100万会员，平均在线人数3500多人，在全球网站的流量总排名最高到1500名。CG当当网是目前国内第一家用户自主的虚拟物品资源交流平台，网站的开通旨在推动用户进行原创资源的交流，包括模型、音视频素材、图片素材、教学资料、自编脚本插件等，CG当当网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CG交易平台中文网站，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

[caption id="attachment_348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龙虎人生》海报"][/caption]

2005年，火星时代开始进入影视特效制作领域。火星时代参与制作了央视动画片《蓝猫一家》，参与了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的片头、片尾设计，特技制作等；2006年，火星时代参与了《龙虎人生》、《海天之恋》的特效制作。王琦说，“火星时代的实力真正在《海天之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caption id="attachment_348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王琦作为《海天之恋》的特效导演"][/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9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海天之恋》中的特效镜头"][/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9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海天之恋》剧照"][/caption]

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时刻，以动漫产业为龙头的行业正走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前端，在这种产业发展的背景下，王琦和他的火星时代引起了政府更大的关注和支持。2006年科博会上，海淀区政府邀请火星时代代表海淀区向广大民众展示了火星时代在动漫行业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和丰硕成果，并在随后由政府牵头的中关村数字创意产业联盟中，被推举为筹备期会员。

2006年，火星时代进军3G手机动画领域，其自主研发的手机动画《馒头妹系列》获得当年“金闪客奖最佳手机动画奖”。2006年11月3日，由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中国动画学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共同发起的全国第一家手机动漫产业联盟——中关村手机动漫产业联盟成立，火星时代理所当然地成为联盟会员，王琦也成为联盟副理事长。

[caption id="attachment_349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馒头妹系列》手机动画"][/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9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馒头妹系列》手机动画"][/caption]
“我是永远的英雄”，王琦的写书历史
CG图书在国内的历史大概可以追述到1992年，最早看到的相关图书是PhotoStyle的一本，还有Animator的一本。这两本第一本是讲图像处理的，就是比Photoshop还早的软件，后来其公司被收购了，这个软件也就消失了。第二本是讲Autodesk的一个二维动画软件的，制作分辨率只能达到320×240。另外就是AutoCAD2.5和2.6的书，然后就是第一本3D Studio的翻译书，也就是软件的用户指南。
王琦还记得自己买的这些书，基本都是该软件在国内的第一本书：PhotoStyle（纯桔黄色）：图像处理软件；Animator（热带鱼的封面）：二维动画软件；Animator Pro（三本蓝色有米老鼠图案）：升级的Animator；3D Studio：（黑皮）三维动画软件；Authorware：清华出的第一本；Director：台湾版的一本。

[caption id="attachment_349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火星时代董事长王琦"][/caption]

基本上这些书都算骨灰级的了。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书，书变得多起来了，其中一部分仍然是外版书的翻译，但起码已经不局限在手册的翻译上了，而是一些老外写的图书的翻译，例如Inside系列。

1993年，因为给别人培训三维动画，王琦就把自己设计的案例流程写在纸上，攒多了，就有了出书的想法，后来就联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书，也是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三维动画书了《三维动画速成》。1995年，王琦有了一年多的实际制作经验，于是干脆把大学都退了，潜心在家写书，当时为了能安静的写作，很多动画单子都推掉了。大概写了半年吧，300多页《3D Studio全面速成》，比上一本厚了一倍多。出版后销量非常好，他自己也对这本书很满意，弥补了第一本书的不足，这个时候，他才真正领悟到一些写书的窍门。

到了2002年，他用了一年时间，改版了《3ds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96-2009-43-4/</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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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到现在也威风的长江750摩托</title>
		<description>文/蹦蹦鱼

当我们脚踩阿玛尼登上大奔驰的时候，不少老外朋友却又纷纷骑上了长江750。它脱胎于宝马R71，仿制于乌拉尔M72。它最初是jy车，后来慢慢成了警员特有的装备。如今，军方已更多使用越野吉普，除了少数的爱好者还坚守着这辆三轮摩托外，它在道路上几乎绝迹。粗犷的线条、对置双缸、水滴形油箱、横置弹簧坐垫、平直的车把、独特的发动机排气声浪，古典的造型吸引了一大批拥趸。坐在行驶中的长江750上，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回头率绝对高过马路上任何一款价值连城的超级跑车，驾驶时的优越感也使众多长江750的爱好者仍然坚守着这样一辆几乎被淘汰出历史舞台的三轮摩托。
长江的由来，一年内曾没有名字
曾经，它出现在二战的战场上，纳粹德军装备了数以万计的军用摩托车宝马R71，前苏联也仿制了德国的这种宝马R71型三轮摩托,被叫作M72型三轮摩托,并大量列装部队用于作战。战后，M 7 2的技术被转让给苏联的盟友，中国也获得了此项技术。在1957年12月，中国以M-72为技术基础，成功研制出军用型长江750，为中国摩托车历史写下新的一页。在军用的长江750身上，我们可以找到7.62毫米机关枪或PF98式120毫米大口径火箭炮，是一台作战效能相当不俗。

[caption id="attachment_340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长江750"][/caption]



如果你以为长江750是“启发”自宝马 1940 - 1944的R75的话，并不准确。当年应该是前苏联模仿德国的宝马摩托车，然后再到轮到中国“模仿”前苏联的三轮摩托车制品。以宝马R75 为蓝本的三轮摩托车，启发出前苏联的M72和中国的长江750三轮摩托车，继承的制造产品横跨超过半个世纪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caption id="attachment_340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装有大口径火箭炮的750摩托"][/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1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长江750摩托早期外貌"][/caption]

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了长江750军用摩托车，M72以及长江750等摩托车作为宝马R71的继承者持续生产了半个世纪以上.直至今日我军各部队,仍然列装有不少长江750三轮摩托车,这种摩托车车型小,耐用,机动性能也不错。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仍在生产这种摩托车的活化石。粗犷的线条、对置双缸、水滴形油箱、横置弹簧坐垫、平直的车把、独特的发动机排气声浪，它的古典造型吸引着一批忠实的国内外爱好者。长江 750在欧美市场上叫“Black Star”，是怀旧玩家的宠物。

[caption id="attachment_341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带有宝马标志的长江750"][/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1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长江750军用摩托"][/caption]

长江750与宝马摩托车之间的渊源，是复古摩托车迷津津乐道的话题。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长江750仿制了苏联的乌拉尔M72摩托，而M72摩托则仿制了宝马R71摩托。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956年，当时军委后勤部向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仿制从苏联买来的3000辆M72摩托。于是，第二机械工业部把任务下达给了洪都机械 厂、湘江机器厂等七家所属单位。因为是军委下达的命令，因此所有的厂家都非常重视。洪都机械厂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第五车间，研制这辆摩托。

[caption id="attachment_341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带有宝马标志的新款长江750"][/caption]

在长江750成功出厂的一年内，它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大家只是根据这辆摩托746cc的排气量，习惯性地叫它“750摩托”。为了有个商品名字来参加 1958年12月举办的首届军工企业民用产品展览会，起名字的工作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长江750的名字来源还是有一番故事的。当时这辆仿制摩托有两个工厂生产，发动机厂在株洲，整车厂在南昌。考虑到株洲有洞庭湖，南昌有鄱阳湖，都是流入长江的湖水，“长江750”也就因此得名了。
长江的历史，第一辆有“德国血统”的摩托车
一切还要追溯到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民两用摩托车是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轻工业产品。当时军委后勤部向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仿制 从苏联购买的3000辆摩托，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把任务下达给了洪都机械厂、湘江机器厂等7家所属单位。

[caption id="attachment_341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长江750铁皮商标"][/caption]

1957年3月，中央有关单位将生产新中国第一辆摩托车的任务正式下达给了江西的洪都机械厂。

当年亲历造摩托的李学谦，后来当上了洪都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和洪都机械厂技术学校校长，他曾回忆道:“我们那时候只知道仿制的是苏联乌拉尔M72，没有图纸，就是从部里面送来了实物样车，当时算是政治任务。大家非常重视，专门设立了一个摩托车研制车间，代号 50。此前我们厂只造飞机，并没有摩托制造经验，所以厂里从不同岗位上临时抽调来技术骨干，主要都是钳工、车工和焊工，生产设备就是5台普通机床。”“包括我本人在内，绝大多数人对摩托车的了解都是一片空白，搞新中国第一辆摩托车生产，我们采取的方法是边学边干。”

[caption id="attachment_342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长江750双轮摩托"][/caption]

李老说：“由于摩托车上有许多形状奇怪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的加工制作需要特殊的工具，而当时我们只有几台常规机床，因而，很多零部件的制作只有靠手工锤打。除了发动机外，几百个关键零部件几乎都是大家日夜奋战用手工制作出来的，困难程度现在难以想象啊！”按照李学谦的说法:“乌拉尔 M72上有很多形状奇怪的零件，凭我们手头的机床根本不可能加工出来，只有找老技术工人拿手工锤打出来。”第一辆仿制苏式M72是1957年12月24日正式出厂的，出厂前只进行了3000公里的路面测试，按照1993年编写 的《中国汽车工业史》第八章送审稿里的说法，质量基本达到设计要求。很显然，最初的仿制有很多技术局限，尤其是一些易损件和手工打造的零件，无法达到设计寿命。据李老回忆，当年12月中旬，新中国第一辆仿苏式M－72型的三轮摩托车在洪都机械厂组装完毕，经过各项性能实验，全部达到设计要求，并定名为长江750，这也是新中国第一辆军用边三轮摩托车。“长江750三轮摩托车生产出来后，不久便送展首届民品展览会，获得重大民品试制奖！”李老激动地说。

[caption id="attachment_3425" align="aligncenter" width="286" ...</description>
		<link>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09/1949-1979-15-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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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我国铅笔工业的春天</title>
		<description>文/蹦蹦鱼

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从铅笔开始的，无论是时装设计师在衣服上做符号，一个战役的计划，还是一个核理论的论证，都是如此。我想，世界铅笔年销售总量达几百亿支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对这个曾被人用来指代“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东西，肃然起敬。
穿梭时空  风起于青苹之末
中国是个笔的大国，这不光是说我们用笔的绝对人数之众，还应该看到，我们的先民用毛笔来书写，至少在1500年以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玩意儿因为仍具实用价值而被人沿用至今，甚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也有千年历史的鹅毛笔，如今除了被收藏做古董之外，谁还拿它派用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在城市，油灯被电灯消灭，日晷被钟表消灭，马车被汽车消灭，柴草被油气消灭……这是高低效率、效益对决的结果。


[caption id="attachment_333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中华牌铅笔"][/caption]



比较成熟的铅笔的历史，迄今不过二三百年；钢笔的历史也不长，才一百多年；圆珠笔的历史更短，仅仅走了半个世纪。钢笔革了铅笔的命，圆珠笔又革了钢笔的命，从结果来看，铅笔的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它依然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书写工具而被广泛使用；圆珠笔的崛起，基本上把钢笔的功能覆盖了，但它对铅笔却表示了尊重。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

[caption id="attachment_333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中华牌彩色铅笔"][/caption]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倾注了很大热情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由于现代化的标志很难用某种单一的事物来定义或考量，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代表性事件作为有力的旁证，其中尤以能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的事件为最有力。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工业整体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具有“现代化”意味的时期，中国铅笔工业的兴起正在其中。铅笔虽小，但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力，绝不在造船工业、化学工业之下,比如在学校等处,铅笔成了一时之选。因此，铅笔应该成为指标之一，就像拉链的出现，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样。
铅笔制造  国内首家
我国铅笔工业从创立到发展，铅笔从依赖进口到大量出口，经过了一段艰苦曲折的历程。

铅笔从清朝末年开始输入我国，以德国货最早，其后日本货、美国货亦相继侵入我国市场，尤以德国货施德楼(老鸡牌)铅笔风行全国各地。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的资料，1925年铅笔进口43万余元(关银)，到1930年即达96万余元(关金)。旧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外商进口大多采用走私偷税等手法，故海关记录并不能反映当时进口的全貌。

[caption id="attachment_3337" align="aligncenter" width="173" caption="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旧貌"][/caption]

1932年，永安公司郭顺家属在九龙投资改建了英商经营的世界铅笔厂，改名为大华铅笔厂。同年，天津卢家在北平开设了一家中国铅笔公司，上海也出现了一家华文铅笔厂。但这两家铅笔厂都是从国外购进铅芯或木杆半成品铅笔在国内进行加工生产，因缺乏技术力量，无法与外货竞争，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即被迫停产。

1935年，上海斜徐路1176号(今肇嘉浜路打浦桥西)开设了一家“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这是我国国内第一家能够自己制造铅芯和笔杆的全能铅笔工厂，是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吴羹梅创办的。

[caption id="attachment_333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吴羹梅老先生"][/caption]

吴羹梅，又名吴鼎，江苏常州人。父亲吴师善是当年北洋政府靳云鹏的高级幕僚。吴羹梅是他父母膝下最小的儿子，自幼得到锺爱，随父到京，在正志中学读书，毕业后，1922年秋离京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

[caption id="attachment_334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上海地区五卅运动"][/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34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北京“三一八惨案”"][/caption]

在校期间，由于受到进步人士梅龚彬、胡曲园等的指导和影响，当1925年上海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他参加了这一运动。1926年，当时他是同济学生会的骨干，为了响应北京学生反对北洋军阀举行的“三一八"运动和，积极参加反对学校当局受军阀驱使对同济学生的高压手段，被同济大学开除。
东渡扶桑  寻求救国之道
吴羹梅离开同济后，回到北京。他满腔烦恼，四顾茫然。他想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日渐发达，教育大大提高，国势日臻强盛。而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国家形成军阀割据，连年内战，民不聊生，文化不发达，教育不普及，就连教育所需的文具用品，也要依靠舶来品，即铅笔一项的进口，每年被外人夺去的利益就相当可观。他认为要使国富民强，不受外人欺凌，必须振兴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要有国人兴办的文教用品工业。因此，他萌发了到日本去寻求救国之道，向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回国兴办实业，救国救民。1928年8月，他负笈东渡，先补习日文，继进横滨高等工业学校(现在的横滨大学)攻读应用化学。

[caption id="attachment_334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日本横滨大学现貌"][/caption]

在日本读书时，他认识了同学郭振乾(又名郭子春)，台湾省嘉义市人。他俩合租了一间房子。在课余时两人互相帮助，切磋学业，郭子春为吴羹梅教习日语，吴羹梅为郭子春讲授中文。并利用业余时间，两人合作译书或投稿，借以补助生活费用。他们看到日本同学非常珍惜时间，分秒必争地勤奋学习的好习惯，因此也抓紧时间，钻研课业。生活上勤俭简朴，但求实用，不尚奢华，但求温饱，不计美味。两人志趣相投，情谊日深，相约学成归国，兴办铅笔厂，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

1932年3月，吴羹梅和郭子春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经该校教授桥本重隆的介绍，吴羹梅在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现已改名为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三郎的同意下，到该社神奈川工场实习。这个工场生产颜色铅笔。郭子春则到藤田铅笔厂实习石墨铅笔。但是，在实习期间，日本人对铅芯的制造，严格保密，铅芯的配方、生产工艺，都不让知道，只能在制造笔杆和成品的车间学习。在他们的百般设法和钻研下，才学到了铅芯制造的诀窍，并得到神奈川工场场长益田三郎的帮助，使他们了解到一些开办铅笔厂的各种知识。

[caption id="attachment_3347" align="aligncenter" width="203" caption="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的铅笔产品"][/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349" align="aligncenter" width="203" caption="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的彩色铅笔产品"][/caption]

实习期满，数原三郎约请吴羹梅回国后，为该厂推销产品。但当数原三郎知道吴要办铅笔厂，就对吴说，铅笔工业很难办，你又不会制造铅芯，即使到吴鼎二世，也办不成铅笔厂。这些话，给吴的震动很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感到侮辱。他想，这不仅是侮辱我吴鼎，是侮辱中国人，侮辱中华民族。他的意志更坚定了，他坚决地谢绝了数原三郎的约请，决定回国后，不论有多大困难，一定要办成铅笔厂，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集腋成裘  艰苦创业
1933年11月，吴羹梅满怀热情和希望，束装回国。翌年，郭子春夫妇亦到上海。吴羹梅又得孙晓村、李南芗的介绍，认识了同乡章伟士。章伟士曾毕业于北京财商学院，攻经济，专会计，擅经营。由此，吴羹梅就和章伟士、郭子春三人共同进行建厂的筹备工作。

吴羹梅立即着手编制建厂计划书，说明建厂的宗旨，企业的前途，成本利润的估计等等，分别送给各方人士。以集腋成裘的办法筹集资金，暂定资本为3万银元，后增至5万元，每股50元，因此，创办时股东达百数十人之多。当时在上海办厂，如不与国民党官员和社会闻人有所往来，是难于立足的。吴羹梅从日本回国后先在中华学艺社工作，认识了该社人事咨询所所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因此请潘领衔发起，并在铅笔厂成立时担任董事长。潘自己投资后，又介绍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等入股。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和吴的老友孙晓村等以及吴羹梅和章伟士的亲友、同学为支持这个新兴工业的创设，都认股投资，这样就筹足了资金。建厂的第一困难得到解决。

[caption id="attachment_3353" align="aligncenter" width="240" caption="三十年代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caption]

上海市面繁荣，寸土万金。在当时的租界内寻觅厂房，耗资甚巨，为节省资金，经过多方察看，终于在南区斜徐路(今肇嘉浜路日晖东路西)找到一家歇业的缫丝厂，与法租界仅一浜之隔，可由打浦桥相通，交通方便，较为适用。厂房则按照铅笔生产技术的要求，由吴、郭二人设计布局，兴工改建。厂房问题又得到解决。

[caption id="attachment_335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成品部的工人正在油漆铅笔，一支铅笔要漆十几遍才能出厂"][/caption]

制造铅笔的机器，国内没有工厂生产，只得向国外订购。德国商人获悉上海有人要办铅笔厂，前来洽谈，希望向他们购买铅笔机器，因索价昂贵，只能谢绝。 1934年冬，吴羹梅、郭子春再度赴日。向昭和铅笔机械厂订购了全套机器和工具，并采购了一部分原料。次年春，全部设备运抵上海，立即安装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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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一颗陨落在中国时装界的恒星——列宁装</title>
		<description>文/大笨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大解放区流行“列宁装”、解放装。文革时期的服装，以军装和蓝、黑、灰、黄的单色调为主流，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被推向了极至。一时间，中国人的着装被外国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灰蚂蚁”。 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革命服装有多种，列宁装是其中之一。列宁装本为男装的上衣，然而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因属于革命领袖列宁所钟爱的服装，在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阴差阳错地演变成了女装。它的外观是西服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既朴素干练又英姿飒爽。在一段时间里，女性的列宁装与男性的中山装（军服的变种）相呼应，构成了革命的“时装”。

[caption id="attachment_319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穿着列宁装的江青和毛主席在一起"][/caption]


列宁装在中国掀起换衣革命
建国初年，人们的服饰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然而在那无产阶级革命岁月中，
衣着华贵者渐为新社会所不齿，衣着朴素的劳动者才是光荣。时髦自然也与革命相联，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是美的。

[caption id="attachment_3197" align="aligncenter" width="280" caption="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的年代"][/caption]

灰棉布列宁装始于延安时代，为西式翻领，右衽双排钮，腰间束腰带，三只挖袋，胸前一只，腰旁二只斜插袋。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因属于革命领袖列宁所钟爱的服装，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身份标志.中苏１９５０年深情结盟，这个北邻大国的壮丽、伟岸和富强，让我们欢喜和景仰，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卡秋莎》和《华沙工人之歌》的旋律，国人走进了苏联式审美时代，男穿列宁装，样式是各城市次第解放以后迅速模仿制作，可谓一款风行。南京有童谣唱道：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西装、长衫、旗袍的领地迅速被革命的“列宁装”所占领。

[caption id="attachment_3199"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旗袍的领地被革命的“列宁装”所占领"][/caption]
 性感缺席年代最美的时装
一：革命年代中国女性服装的潮流之选
历史的变迁往往让人始料未及，起初，列宁装为男女皆服的款式，连儿童也穿，后来渐渐仅为女性穿用了。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中国，可用“革命”二字概括之。身处其中的弱女子们，耳濡目染，也不由自主地将娇躯献身于革命了。

[caption id="attachment_320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解放初期，列宁装是最时髦的女装"][/caption]

当时的中国女性服装除了原始的美化功能之外，还兼具表达政治倾向和社会主义国际阵容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意识形态使命。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但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样式过于呆板。鲜花一般的妙龄女郎们，无法用春天的色彩装扮自己的行头，在她们春波荡漾的内心，来自苏联的西装开领，双排扣，腰中束一根布带，与男性流行的服饰略有差别的“列宁装”，在那个同质化的时代，是可以唤醒她们隐秘期待的服饰。从这时起，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渐渐流行起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

[caption id="attachment_3203" align="aligncenter" width="210" caption="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caption]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流行这样一句话：“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结婚，新娘的礼服往往是双排扣的列宁装，新郎则是蓝、黑、灰的中山装。中国女性穿列宁装， 一如“干部服”和中山装在男子中流行一样，它们一起构成了革命的“时装”。

[caption id="attachment_3205" align="aligncenter" width="260" caption="小姑娘们喜欢列宁装照相"][/caption]
*二：列宁装“美“之元素
除了表明中国女性对革命的明确诉求之外，或许还因为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点装饰性的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让女人忽然找到了美之元素。在当时中国的革命者简陋的服装中，列宁装上的这些多余的纽扣略显奢侈，不失为一种有趣的甚至可爱的小装饰。而可以扣上或翻开的大翻领，则有别于男性中山装严格的对称性和规约性，给压抑和刻板的革命服装，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革命男士对这种时装衣款可能有点不屑，而女人终归是女人，爱美之心不会因为革命的需求而消失。聊以满足女性在衣着上对装饰和变化的本能欲求。更让女人们欣喜的是，列宁装有时还会附加上一条腰带，腰带的紧束功能则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于是，生为性感动物的女性，身体在厚实而坚硬的卡其布面料的严密包裹下，在那性感普遍缺席的时代，终于从列宁装上找到了一丝安慰，收获到那么一点性感。

[caption id="attachment_3209" align="aligncenter" width="292" caption="穿列宁装的女学生"][/caption]

就是这样，这一男性政治领袖的着装，携带着革命的政治意识，悄悄接近并包裹了女性的身体，将典型的东方女装——旗袍连同它所附带的“小资情调”和性感，从女性的身体上驱逐出境。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与会者都是男着中山装，女着列宁服，独坐于后排的张爱玲，穿着一件深灰色旗袍，罩了一件白色的网眼绒线衫，在一片黑灰色中显得格格不入。那大概是旧中国的最后一袭旗袍。张爱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面前，是一个灰色的世界。

[caption id="attachment_3211"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穿着旗袍的张爱玲"][/caption]
*三：时代模范带动时尚风潮
翻开历史别册，那些穿着革命服装怀抱革命浪漫主义情结的乱世红颜们，一个个英姿飒爽，进步女性喜穿列宁装，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及上胶的跑鞋。

[caption id="attachment_321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跟随毛泽东主席左右的英语“国嘴”唐闻生穿着列宁装"][/caption]

当年曾跟随毛泽东主席左右、家喻户晓的英语“国嘴”唐闻生，每当毛主席接见外宾，她给毛主席当翻译时，总是梳剪整齐的短发，穿一身灰蓝色的列宁装，十多年几乎没有变化过。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

[caption id="attachment_321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列宁装"][/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217"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0" caption="火车司机田桂英"][/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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